占星一段歷史：占星術在歐洲的回歸和陷落

十字軍東征後，歐洲人慢慢奪回失土。15世紀印刷術發明，占星著作可以量產，歐洲人用拉丁文翻譯的阿拉伯占星文獻開始流通。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，釋出希臘化文獻。這些文獻重新在歐洲流通，鼓動新一波的古典浪潮，人們重新對柏拉圖哲學和赫密士主義產生興趣。

赫密士主義和占星學有很深的連結。因此占星學在文藝復興時期在歐洲產生深遠的影響。17世紀時，William Lily以英文，非當時的學術語文拉丁文，出版Christian Astrology，激勵其他占星師以英文撰寫占星教科書。

William Lily在書中引用西元2世紀的Claudis Ptolemy、8世紀的Masha’allah、和13世紀的Guido Botanni的資料。當Masha’allah和Botanni的理論和Ptolemy相左的時候，Lily把袖子一甩，認為「Ptolemy最古老純正，他一定才是對的！」的態度。

事實上，Ptolemy自己相當有叛逆精神，他提出許多新理論挑戰傳統，和當代的占星學家Vettius Valens 和 Dorotheus of Sidons 做出區隔。而阿拉伯的占星學者卻較受傳統的希臘化占星影響，所以其實Masha’allah的理論比較接近傳統，而非Ptolemy的理論。也就是說William Lily誤打誤撞地接受到「不古老也不純正的」占星影響。

雖然在十七世紀的英格蘭有短暫的榮景，綜觀來說，西洋占星術在17世紀開始再度慢慢衰退。科學革命帶動天文學的進步，讓學者意識到Ptolemy在宇宙學上的錯誤。Ptolemy的理論把「地球」放在宇宙中心，而非後來科學革命發現的「太陽才是太陽系的中心」，讓科學家對Ptolemy所有的學說產生質疑。

但Ptolemy卻也是占星術在幾個世紀以來的基督教世界能一息尚存的功臣。Ptolemy結合占星學和其他科學，創造「星體影響人們的生活，是大自然的正常現象」的想法。在此之前，星體被視為給予「預兆」的載體，而非「影響事情發生」的主角。

這種想法讓占星得以不被視為「魔法」或「異端」，而是以「神創造的自然世界」身份存活下來。

另外，科學的進步固然是占星術衰退的原因之一，卻不是最主要的。在當時科學，政治，文化，以及宗教的激盪下，占星術站到一個不利的位置上。當時的知識分子並不青睞這門學問，大學裡也不再教授占星學。占星學不再被認為是一門真正的知識。